左玮|专访藏区扶贫干部:在机关十二年的工作习惯,在基层被毒打

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  左玮】

1984年6月,人民日报头版上一封反映赤溪村群众贫困状况的来信,拉开了全国性扶贫攻坚工作的序幕;2020年11月,随着贵州省宣布所有贫困县摘帽出列,我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。

30多年的扶贫成果,无数中国人拿出了水滴石穿、愚公移山的韧劲,一茬接着一茬干,才将全面脱贫的那个圆,一点一点的拼了出来。

这个圆里有着太多的人与故事,有太多的酸甜苦辣。“上面千条线、下面一根针。”本文故事的主人公便是来自阿坝藏区达尔甲村的一根“针”。

我就是达尔甲村人,我不是来“镀金”的

说出这句话时的宋福,心里不免酸楚委屈。

2018年他来到了阿坝藏区达尔甲村,成为了这里的第一书记。当时36岁的他,已是市级某机关单位的主任科员。初来乍到,藏区群众对这位从未接触过基层的小伙子有着无数的质疑和抵触。“这个黄毛娃儿怎么帮我们脱贫,下来镀金才是真的”、“不用给他准备住所,人家外地城里干部咋可能住村上”。

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宋福不信邪,将村会议室的两个会议桌一拼就是床,结果躺上去嘎吱嘎吱响、就快要散架。宋福又搬来一个藏式沙发,提着家里带来的旧电磁炉和电饭煲,便在村委会安了“家”。

冬季停电 驻村干部们烧柴火御寒 受访者提供

前期工作举步维艰。面对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宋福,村干部不信任、村民不接纳,尽管第一个月他就走遍了全村的各个角落,挨家挨户去“推销”自己:每天穿梭在海拔2800米的高山,让自己沾满泥土气,学着做糌粑、喝酥油茶,向村上的离休老干部“取经”,了解村情、民风民俗,到田间地头去与群众“拉家常”摸排每户的困难,先做一些跑腿报医保、孩子读书等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
但一个月过去了,走村串户时群众巴不得快点把他打发走,“就是不想和你说话,明明会说汉语他就只说藏语”,排查情况对每个群众的嘘寒问暖也被讽刺为形式主义。“开村民大会,我说得慷慨激昂。群众们一脸木然,三三两两交头接耳,偶尔用藏语嘲讽我几句”,吃了如此赤裸的闭门羹,加上还未适应高原环境,来到达尔甲村的前三个月,宋福常常失眠。

“奋斗在脱贫一线的干部,像我这种背井离乡的不在少数。藏区地域广阔,人烟稀少,我们村27.2平方公里,全村却只有85户305人,村委会附近没有人家,我吃住在会议室,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度过,孤独寂寞,有时就坐在户外数星星。长期顶着脱贫的压力,不敢向单位诉苦,怕领导说我没能力不努力;不敢向家人诉苦,家中没了我本就更辛苦,怕他们为我担心……有时候想家想得快哭,甚至好几次萌生过放弃仕途回市里再就业的想法。”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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